重案組黃Sir網上版：阿伯殺手力保夕陽初戀

獨居多年的余伯早就活得不耐煩，要不是初戀情人阿英及時在他面前出現，他可能已經自殺身亡了。
阿英像熊熊烈火，將余伯僅有的生命之火重新點燃起來，令他感到自己再次充滿力量，時光倒流到年輕力壯的時候。
半世紀前敗在情敵手上，眼白白看着初戀情人琵琶別抱，余伯曾為情自殺，獲救後患上精神病。
料不到阿英紅顏命薄，丈夫早死，命運更安排守寡的她與余伯在同一條邨居住，並且住同一幢樓，在余伯了無生趣，打算到天台跳熡自殺的時候，兩人在升降機內遇上，仿如隔世。
「與阿英共處，令我有初戀感覺。」余伯有意無意地向每一個認識的人炫耀。
有人羡慕、有人妒忌、有人不以為然，對於這些反應，余伯絕不介意，他最介意是有人以情敵姿態擋在他的面前，令到失而復得的心上人與他分手。
余伯的情敵有好幾個，他逐一進行評估，經過一番努力後，余伯已令大部份情敵知難而退，但仍有兩人頑強抵抗，令他如骨在喉，必定要除之而後快。
第一個目標是阿成（七十歲），余伯與他相識了十多年，最後悔是介紹阿英與他認識。
阿成與阿英經常眉來眼去，打情罵俏，早已令余伯怒火中燒，最難受的，是阿成在街上遇到拿着鐵尺，打算到五金舖購水喉通的余伯時，竟說與「阿英」有約會，余伯登時感到血往上衝，頭昏腦脹。
「殺死他！殺死他們」，余伯聽到有聲音在他的耳邊催促，就在阿成擦身而過，背向余伯的時候，余伯毫不遲疑揮動手中鐵尺，向阿成的頭頂打去，阿成傪叫一聲隨即倒地不起，余伯冷笑一聲，施施然離去。
解決了一個情敵，下一個輪到……


紅顏每多薄命　公子多情
憐憫歌衫帶淚痕　癡心熱愛紅伶
同遊訴衷情　空嗟身世淚零
憐愛輕拭淚痕　語慰婷婷
蘭房與君共談情　三生婚約訂成
慈母喜得東床　偷偷笑盈盈
郎憐我飄零　芳心安慰莫名
願君相偕老白頭　永遠不負我柔情
纏綿眷戀長情　芳心得意忘形
玉燕相飛更呢喃　戲弄綠野坪
紅顏跳出愁城　公子多情
護花得金鈴　美眷繫赤繩

阿英最喜歡聽由鳴茜主唱的【公子多情】，就因為這首歌，她才會下嫁未能與她共偕白首的短命丈夫。
丈夫於一九九零年因肝癌離她而去後，阿英一直守寡沒有再嫁，一人兼兩份工作，獨力撫養三名兒子成才。
阿英的兒子亦很孝順，每天給母親一百元零用錢，英姐衣食無憂。
英姐如今已經五十八歲，由於懂得穿衣及打扮，令到她的外貌比實際年輕十年。
雖然無意改嫁，但阿英卻享受被人追求逢迎的樂趣，她喜歡在那群無聊的老人身邊周旋，就像一朵凋凌的花，盡最後努力招惹浪蝶狂蜂。
除免費的飲飲食食、間中收點小禮物外，受人寵愛的虛榮感，才是阿英的活力來源，眼見人生經歷豐富的老人為她爭風呷醋，阿英彷彿又回到少女時代。
阿英臉龐有粒銷魂痣，左眼皮因糖尿病導致腫脹只能半張，雙腳亦因病情影響，行動不便。
由於性格豪放，男街坊暱稱叫她「姣婆英」，女街坊則視她為勾引自己老伴的狐狸精，鄙稱她為「單眼英」。
阿英原在筲箕灣的寮屋區居住，寮屋清拆後於一九九三年遷到翠灣邨居住，竟然在升降機內遇上當年的追求者（余伯），對方知道她「回復自由身」後，主動獻殷勤加以照顧，兩人經常一起飲茶晨運，更曾多次到泰國及北京等地旅遊。
雖然交往密切，但阿英卻不容余伯超越最後防線，這種欲拒還迎態度，令余伯對她更神魂顛倒。
余伯一直都想阿英下嫁，但阿英卻享受現在的單身生活，在余伯的不斷逼迫下，阿英於二零零五年初以分手要脅余伯不要「逼婚」。
適逢阿英的子女在翠灣邨附近的杏翠苑買了居屋單位，一家人遷往新居，原本可藉此疏遠余伯，但阿英仍習慣每朝返回翠灣邨飲早茶及與舊街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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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屆七十六歲的江翁，對同邨街坊阿英沒存任何非份之想，但對於風韻猶存的異性闖入他的生活之中，並不抗拒，為平淡如白開水的生活添上味道。
江翁與姓盧老妻（六十六歲）及一名兒子（四十二歲）在翠樂邨翠祿樓一個小單位居住，夫婦退休多年，其中一子在內地娶妻，育九三名六至十五歲孫兒，他們間中持雙程證來港探望兩老。
每日的生活重複得令人害怕，五時許起牀，到附近公園晨運過後，江翁與妻子到茶樓歎一盅兩件，老妻飲完早茶後，到街市買菜回家弄早飯，江翁則到酒樓對開的公園，坐在長凳上曬太陽與街坊聊天打發時間。
「老妻才是我的大米飯，阿英只不過是甜品。」當街坊取笑他臨老入花叢時，江翁頗為自豪地說，他絕沒有想過這句戲言，要了他的命。
二零零五年八月四日早上七時，江翁在柴灣翠灣邨商場地下八至九號舖，民浩居酒樓外的公園一張石凳上等候紅顏知己阿英出現，心中是甜絲絲的。
江翁絕沒料到在他身後出現的，是把他送進黃泉的人，當感到頭部遭硬物重擊而劇痛，起身閃避時，身上再被重擊了幾下，雙腳再無力支持血肉糊的身軀，如爛泥般倒在地上。
在翠樂邨翠祿樓居住的退休裝修工人何伯（七十歲），飲完早茶後在酒樓門口花園石凳上坐，當時面向江翁所在位置，看見一名年約六十歲男子，在一個紅綠色膠袋內取出一個兩磅奶頭錘，不由分說地往江翁的身上狂打，打了五六下才冷靜地取出廁紙抹去鐵錘上的血跡，將鐵錘放回膠袋內，才施施然轉身向停車場方向走去。
當時有三、四十人目擊血案發生，但各人都被嚇呆，沒有人制止行兇，直至兇徒在視線內消失後，才有人報警。
江翁被送到東區醫院深切治療部搶救七小時，至下午二時零五分終因傷重不治，案件列為兇殺案處理。
港島總區重案組3A隊接手調查，探員約見了何伯與一批目擊者，從各人的描述中繪出疑兇拼圖，分發予區內巡邏警員。
大批機動部隊警員於中午十二時帶同警犬到翠灣邨搜尋證物，搜查垃圾桶、花槽、停車場內停泊的汽車車底，在花槽檢獲一張染血紙巾（經鑑證後證實血跡的DNA與江翁相符）。
警方初步掌握的資料，包括：
疑兇年約六十歲
身高五呎一吋至五呎五吋
身材瘦削
身穿淺色夏威夷恤衫、深色長褲
頭髮斑白
行動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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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翁遇害前，港島東區曾發生多宗長者遇襲事件，警方高層認為這些案件可能有關連，不排除是連環殺手所為，下令重案支援組協助調查。
重案支援組的黃國安總督察將案情輸入警方的超級電腦時，發現在過去三個月，港島東區曾發生五宗長者遇襲案件，其中兩宗在西灣河海濱公園，三宗在柴灣，四男一女受害人年紀由六十四歲至七十六歲，釀成一死四傷，各人都是在背後被人用硬物襲擊，但沒有財物損失，排除是搶劫扑頭黨所為。
調查顯示，死傷者均無與人結怨或欠債，兇徒犯案動機不明但犯案手法相似，所選下手對象都是男性長者（遇襲女受害人因蓄短髮，可能被誤認），負責調查此案這案的探員，將疑兇稱為「阿伯殺手」。
驗屍發現江翁右太陽穴曾遭重擊四次，造成頭骨爆裂，大量出血；胸口亦被鐵錘重擊，出現骨裂。
發生錘殺命案的翠灣邨有十七年歷史，全邨有二千三百四十戶，約有一萬名居民，屋苑大部分是上年紀的老人，各家各戶都是老街坊，治安一向良好。
「在五宗長者遇襲案中，於六月二十九日發生，在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外近一燈柱位的一宗，被襲老翁叫阿成，與案中死者江翁認識了二十多年，兩人都在翠灣邨居住。」黃國安在偵緝會議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兩案的犯案手法相似，疑犯似乎要向兩人尋仇。」
「我們曾為阿成錄取口供，他說沒有與人結怨，不知為何會被襲擊。」參與調查此案曾警長說：「江翁的兒子說，其父從無與人結怨，亦無欠債、加上為人和善，人緣甚佳，做夢亦料不到父親會遭人毒手。」
「江翁與阿成之間一定有一個遇襲共通點，我們可從兩人的『人脈地圖』尋找線索。」黃國安提出偵查方向。
「人脈地圖」是現代偵緝學一個重要發現，實驗證明，在通訊發達地方，六個互不認識的人，他們所交的朋友（人脈），最少有一個是相同的，這就是「人脈地圖」。
透過「人脈地圖」，可以找到一些隱藏線索，有助破案。
黃國安將江翁與阿成的電話簿內的人脈資料輸入超級電腦，發現兩人的人脈有九成相同，這是因為兩人相識多年，而且在同一條邨居住，形成人脈相近。
探員循兩人的人脈逐一清查，大部份都有不在現場證據（長者圍在一起談天，可互相證明），少部份有在現場證據（因為是目擊者）。
兇手應是熟人，難道是我推斷錯誤？黃國安將那兩本電話簿翻了又翻，百思不得其解。
「想不到的事就不要去想，愈想愈會進入牛角尖死胡同。」黃國安記起重案組黃Sir的說話：「往街外走走，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離開警署後才感到有點肚餓，到附近的快餐店吃下午茶。
「B女，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嗎？為何擦掉他的名？」一名母親問十多歲的女兒。
「我已經與他絕交了，看到他的名字就討厭，不擦掉怎行？」女兒說。
聽了兩母女的對話，黃國安如被踏着尾巴的貓一樣彈起，飛也似的跑回警署。
「兇手的資料一定被兩人擦掉，所以才找不到！」黃國安難掩心中興奮。
果然，兩人的電話簿都有很多地方有曾被擦掉資料的痕跡！
黃國安親自約阿成見面，希望能從擦掉的資料中找到兇手。
「江翁每天都會到民浩居酒樓歎早茶，歎完早茶後在酒樓對開的花圃休憩處石櫈閒坐，與街坊閒聊，他為人健談，天文地理、男女之事無所不聊，不少老婦均喜歡與他聊天。」阿成對黃國安說。
「你與江翁相識了二十多年，有甚麼朋友是你們都認識的，可以一一說給我聽嗎？」黃國安問。
阿成一邊說，黃國安一邊輸入電腦，最後將阿成所說的名單，與兩人的電話簿資料進行核對，發現有好幾十個人名沒有在兩人的電話簿內出現。
「這些人為何沒有記在你們的電話簿內的？」黃國安將資料列印出來問阿成。
「原因可多呢？有些人根本就沒有電話、有些不願意公開電話、有些是點頭之交，何必要他的電話？」阿成向黃國安一一解釋，原本還要繼續說，但想了一想後，還是將要說的話吞回肚內。
阿成的舉動瞞不過黃國安的眼睛，他對阿成說：「與那人絕交後，電話簿內自不會有他的電話資料，是不是？」
「是！」阿成說。
「有這樣的人嗎？」黃國安問。
「沒有！」阿成答得乾脆。
「你們的電話簿中，為何都有曾經擦掉的痕跡？」黃國安指着電話簿問。
「我們的朋友大都上了年紀，每年都有人『睡』了，擦了掉免得傷心。」阿成說。
「『睡』了？」黃國安說：「他們已不在人世？」
「是啊！」阿成的答案把黃國安的推想推翻。
「還有甚麼人你們不會記在電話簿內的？」黃國安不甘心地問。
「女人！」阿成說。
「女人？」黃國安說時，用眼瞄了瞄那份由阿成憶述的「不在電話簿內的名單」，名單中只有一個女性名字：「阿英？」
「女人愈老醋勁愈大，為免麻煩，我們記在心中比記在電話簿內還方便。」阿成眨眨眼說。
黃國安約見阿英，在她那本巨型電話簿內，密密麻麻地寫上大量男性的電話資料，黃國安將資料輸內電腦，與阿成與江翁的電話簿及阿成所提供的「不在電話簿內的名單」資料比對，發現大部份相同，可見三人的人脈相近。
黃國安將仍未約見的人列印出來，交由探員一一約見調查。
在這批新名單中，有十二人無法提出不在場證據，探員將他們歸納為「疑犯」作深入調查。
經過不斷篩選，探員終於鎖定在翠壽樓居住的余伯。
「余伯是阿英的情夫，這是人所共知的事。」阿成回答黃國安查詢時說。
探員將余伯的照片交由目擊者辨認，目擊兇案生的何伯，肯定地說：「就是他！」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日晚上十時半，警方港島總區刑事總部警司陳健雄率領重案組探員抵達柴灣翠灣邨翠壽樓五樓一單位，在室內的余伯聽到敲門聲開門時，探員一擁而入將他拘捕。
對於探員的出現，余伯不感意外，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他索性閉上眼睛，對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不聞不問。
探員在屋內檢獲十多柄已生銹的鐵錘，其中一柄以案發當日的報紙包住，錘頭染有血漬，探員檢走的主要證物包括一部洗衣機（相信曾用作清洗衣物）、一件染血上衣、一對白布鞋、一對涼鞋、三條牛仔褲、兩條短褲。
自從被帶到港島總區總部訊問室後，身高五呎二吋，一頭灰白短髮梳得整整齊齊的余伯，坐在椅上就像一尊石像，對探員的提問，一概是零回應。
探員在訊問室播放一段錄影紀錄，拍到余伯在二零零五年八月四日清晨五時零六分，手攜一個紅綠色膠袋離開翠壽樓，於六時十分手攜膠袋返回住所，在六時二十一分再攜膠袋離開。七時十五分，即兇案發生後約五分鐘，余伯手攜膠袋匆匆回家，之後整天都沒有外出。余伯當時穿著藍色橫間衫、深色短褲及涼鞋，與疑犯犯案時所穿的衣着吻合。
這段錄影紀錄顯示余伯在案發時間曾經外出，並非如他之前接受探員查問時所說當時在家中睡覺。
重案支援組警隊犯罪心理學博士瑪姬總警司，透過閉路電視觀看訊問情況，黃Sir（黃國安總督察）與彭Sir（彭少賢總督察）正等候美姬的分析。
余伯在荔枝角船廠任職木匠三十三年，一九七二年喪妻後獨力撫養兩子兩女，一九八八年退休，一九九零年由親戚介紹在大陸續弦，由於無法負擔繼室在港生活，只得把她留在內地，兩人長期相隔兩地，近十多年來更甚少見面。
「面對感情糾紛，年紀愈大愈執着，因為他們的機會較年輕人少，一旦墮入情網，往往不能自拔，假如有情敵橫刀奪愛，動起殺機也很常見。」瑪姬說時，仍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尊石像」：「更何況，那人是他的初戀情人。」
「你認為他是兇手？」黃國安問。
「如果兇手另有其人的話，他不會有這種表現。」瑪姬說：「余伯是退休木匠，以慣用的工具（鐵錘）行兇，順理成章。」
「如何才可以令他開口招供呢？」彭少賢問。
「解鈴還須繫鈴人……啊！快叫白車（救護車）」瑪姬突然說。
在訊問室內的「石像」，突然抽搐了一下，伏倒在桌面上。
余伯被送到醫院急症室，經治療後證實是輕微中風，他被警方落案控以謀殺及傷人罪名後，被扣押在小欖精神病院。
余伯一直拒絕作供，直至從代表律師口中知道警方打算傳召阿英出庭作供時，態度才突然改變，於七月十一日要求與瑪姬見面。
「我願意招供，但你們一定要答應我的條件。」余伯對瑪姬說。
「警方是不會用交換方法來令你認罪的。」解鈴還須繫鈴人，余伯的心意在瑪姬意料之內，她想也不想就一口拒絕。
瑪姬的答案令余伯感到失望，他激動地說：「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不想阿英在庭上受辱！」
「如果你是自願說出事實，阿英又未必要出庭。」瑪姬說：「但我不能對你作出任何保證。」
余伯想了一會後，表示願意作供，瑪姬於是通知重案組探員為余伯錄取警誡證供。


余伯被控謀殺及襲擊以致他人受到嚴重傷害罪名，他否認控罪，改認誤殺及企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罪名，獲控方接納。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代表余伯的律師向法官求情時透露，余伯在二零零一年起曾自行求醫接受精神治療，但服藥後突然暴瘦、記憶力亦變壞，其後沒有繼續服藥，在缺乏治療加上愛人提出分手，余伯的精神狀況日壞，才刺激他犯案。
法官貝珊接納被告在神志不清下誤殺，判刑時亦考慮被告的年齡及事件背景，相信他出於嫉妒犯案。
法官判刑時指出，品格良好的被告患抑鬱症，二零零五年初，相戀逾十二年的五十八歲情人阿英提出分手，令病情惡化，被告及後疑舊情人與情敵有染，妒火中燒下才向兩人施毒手。
法官判余伯入獄六年零八個月，並需在獄中接受精神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