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擁有幸福家庭，好深愛老公，可惜老公包二奶，令家庭破碎，好唔開心，老公問人借錢又唔還，要我獨力承擔，感到好大壓力，更加唔開心，同老公捱了幾十年，老公寧願照顧二奶，都唔理我們。」
莊月蘭（四十七歲）這封一字一淚的遺書，令慣見家庭慘劇的重案支援組總督察黃國安，看完這封遺書後亦深受感動。
除這封賺人熱淚的遺書外，死者的右手中，還握着一個染血信封，這個信封直至屍體送到殮房後，仍然緊握在手，至死不放。
法醫企圖鬆開她的手將信封取出，但試了多種方法仍不成功。
「這是屍體痙攣，發生原因仍無定論，現時一般相信是因為『執着』。」法醫向黃國安解釋說：「當一個人正全心全意地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在還未完成前死亡，死後會維持最後一個動作，全身僵硬如石像，是為全身屍體痙攣；有些是局部僵硬，例如面前這具屍體，她的身體除手握信封的手僵硬外，身體其他地方都沒有這種現象，是為局部屍體痙攣。」
法醫說，局部屍體痙攣比全身屍體痙攣常見，通常在自殺者屍體出現，例如用刀刎頸、持槍自轟，死後手中還會緊握兇器，用繩自勒的死者，雙手還會抓緊勒繩；生前溺死的人，手掌會呈鷹爪狀緊握水草、泥沙等物；中毒死者有部份會留下臨死時的痛苦。
「全身屍體痙攣令到屍體固定在死亡前的最後動作，這種現象無法偽裝，對判明是否自殺有重要指導作用。」法醫說：「全身屍體痙攣在戰場中比較常見，已經死亡的士兵仍會倚在樹上，手中持槍作射擊姿式；在肉搏戰中，兩名死者仍會緊抱對方，保持與對方同歸於盡的姿式。」
黃國安聽完法醫的解說後，上了寶貴一課，過往也見過不少屍體痙攣現象，而且大多數是以「掙扎」方式保留，往往誤導偵查方向，以為死者遭他殺而出現驚恐表情，原來情況剛好相反。
「還有甚麼方法可以消除屍體痙攣？」黃國安問法醫：「她手中緊握的信封，可能是一條極重要線索。」
「我已經試過所有科學方法都沒有效，」法醫帶笑對黃國安說：「我們就試試中國的傳統方法吧！」
法醫說完，慢慢走近解剖台，立正身體雙手在胸前合十，閉上雙眼後口中唸唸有辭，過了幾分鐘後，法醫睜開雙眼，像做了一件得意的事，說：「成了！傳統的方法果然有效。」
黃國安走近法醫身邊，看見躺在解剖台上的屍體，已張開緊握着信封的右手手掌，手中的信封跌在解剖台上。
「為何會這樣的！真神奇！」黃國安說。
「有些事是科學無法解釋的，傳統有傳統的智慧，雖然我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過，無論用甚麼方法，只要有效就可以，是不是？」法醫說。
「你是用甚麼方法做到的，可不可以教我？」黃國安對法醫所用的方法甚感興趣。
「心誠則靈。」法醫說：「我誠心給死者唸『超渡經』，她不再『執着』，就會把手張開。」
法醫所用的方法的確很玄，但卻十分有效，當屍體不再執着的時候，法醫及黃定安反而執着起來，他們執着地要解開死者「執着」之謎。
法醫將信封拿起來，用棉花棒沾了信封上的血跡，放入小試管內保存，作為核對化驗樣本。
雖然表面上，信封上的血跡應是死者留下，但亦難保會有其他人的血跡，經驗豐富的法醫不會忽略任何可能性。
信封的封面用藍色原子筆寫上：給最心愛的人
法醫打開信封，信封內是兩張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入場門券，除這兩張門券外，信封內再沒有其他東西。
死者「執着」至死不放的東西，竟然是兩張門券，為甚麼不是其他東西而是門券，這個疑問深印為黃國安腦中。
阿蘭（莊月蘭）的丈夫姓文為上水原居民，自從他開設燒臘店後，大多數人都叫他做「叉燒佬」，「叉燒佬」是阿蘭的初戀情人，她在十九歲那年嫁了他，兩人育有兩子一女，（案發時年齡介乎二十至二十七歲，全部已投身社會。）一家五口原居大埔富善，一九九五年申請調遷至嘉福福樂樓八樓一單位。
一九九九年因金融風暴掀起裁員潮，中年一群首當其衝，「叉燒佬」與阿蘭先後失業，由於工作難尋，兩人定自僱創業。
「叉燒佬」以阿蘭名義向親友及財務公司舉債，籌得數十萬元資金，在嘉福邨街市開設一家燒臘店，兩夫婦合力打理，阿蘭不但勤力而且人緣甚佳，燒臘店的生意蒸蒸日上，每個月都有幾萬元盈利，扣除分期每月還債萬多元，一家五口過小康生活，街坊稱讚他們是模範夫妻。
「叉燒佬」是福樂樓互助委員會主席及屋諮詢委員會委員，於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與兒子行經嘉福商場時，見一班童黨霸佔保安員工作崗位吃飯，上前干涉時遭對方圍毆受傷，「叉燒佬」因此事接受傳媒訪問，之後自詡為嘉福「名人」。
「叉燒佬」經常斥資贊助街坊活動，自稱「慈善燒臘大王」。
二○○三年，開店所借的數十萬元已經還清，燒臘店每月的數萬元盈利大部份落入「叉燒佬」袋中，正所謂飽暖思淫慾，身上有餘錢的「叉燒佬」與損友北上尋歡，在深圳認識貌似艷星張慧儀，蓄染有啡色帶金色過肩長髮，說話帶有鄉音的阿蓮（當時二十八歲）。
「叉燒佬」對阿蓮說自己是香港燒臘大王，打算開連鎖店，正在尋找能夠助他擴充業務的「事頭婆」，這番說話加上出手濶綽，阿蓮很快就成為「叉燒佬」的二奶。
包二奶的支出不菲，「叉燒佬」以打算在深圳開分店，說服阿蘭用她的名義向親友及銀行再借數十萬，「叉燒佬」拿了這筆錢，不足半年就全花在二奶身上，她對阿蘭說那筆錢被人在深圳騙光，要求阿蘭再借，並承諾會按月還錢。
由於舊債未還，阿蘭不敢再向親友及銀行開口，轉而向變相高利貸的財務公司求借，那筆錢很快又被「叉燒佬」花光。
到財務公司以黑社會手法追債，阿蘭向「叉燒佬」質問為何沒有依期還錢時，才揭發自己最深愛的人竟然用她辛苦借來的錢來包二奶。
二○○三年十一月，阿蘭曾向北區區議員岑永根求助，說「叉燒佬」包二奶後沒有回家，在岑永根調解下，「叉燒佬」返回嘉福寓所，但不久又故態復萌，繼續與二奶阿蓮來往。
岑永根是福樂樓互委會前主席，與現任主席「叉燒佬」份屬好朋友。岑永根說：「他的太太找過我，我以朋友身份勸她的丈夫，怎料適得其反，最後大家連朋友也沒得做。」
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叉燒佬」不但全無悔意，為達到與妻離婚迎娶二奶目的，竟然對妻拳打腳踢，阿蘭逆來順受，希望以自己的真誠，終有一日可以令丈夫浪子回頭。
阿蘭愈忍讓，「叉燒佬」愈得寸進尺，於二○○四年底與二奶阿蓮及剛在香港出世的兒子在嘉福邨招揺，四出向人介紹阿蓮是她的老婆，令街坊側目。
「叉燒佬」其後將「二奶」阿蓮剛足周歲的兒子接來香港，寄住在天平朋友家中，更不時在街坊鄰里之間炫耀。
二○○五年初，「叉燒佬」索性拋棄妻兒，搬到深圳二奶家中居住，日間返港經營燒臘店，晚間返回深圳。
「叉燒佬」說他如此奔波，是因為阿蘭欠下巨債，令他也成為被追債目標，為免麻煩要與阿蘭離婚。
「阿蘭，你給我捱了這麼多年，我是知道的，我們只是假離婚，只要你一力承擔（債項），我們可保住資產。離了婚後，你有你、我有我，你欠的債可不關我事。」「叉燒佬」說：「還有，燒臘店快些轉在我名下，以免你破產時連燒臘店也保不住。」
阿蘭對「叉燒佬」的說話言聽計從，「離婚」後亦不再到燒臘店工作，轉到上水廣場街市賣菜，兼職推銷健康食品，打工賺錢還債。
為令「離婚」似模似樣，「叉燒佬」說不能與阿蘭一起住，遷出嘉福邨在古洞租住一石屋，但大部份時間在深圳與阿蓮雙宿雙棲，間中才回嘉福邨，目的是問阿蘭拿錢。
「叉燒佬」的如意算盤，是當阿蘭再沒有利用價值後，正式娶阿蓮由她做燒臘店的「事頭婆」。
阿蘭自然不知枕邊人居心惡毒，胼手胝足努力工作，還在志願機構協助下進行債務重組，心想，只要再捱幾年就可以將債還清。
案發前一日，阿蘭回到家中時，喜見「叉燒佬」在家中等她，可是談不了幾句，「叉燒佬」又藉口向阿蘭要三萬元。
「這筆錢我明天就要，你拿到燒臘店哦吧！」「叉燒佬」不等阿蘭答覆，說完就走。
阿蘭追出門口時，「叉燒佬」早已不知所終，當她垂頭喪氣返回室內時，在電話旁的茶几發現一封信，她拿起那封信看了又看，臉上掛上幸福的笑容。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阿蘭拿着一個信封，罕有地春風滿面由住所直往燒臘店行去，與她相熟的屋邨保安員小紅向她打招呼：「阿蘭，甚麼事這麼開心？」
「我不講你知，免你心思思。」阿蘭開心地說，她停了一會再說：「我老公約我去迪士尼！」
「這樣就最好了，我也替你開心，玩得開心些吧！」小紅誠心祝福阿蘭得到幸福。
小紅目送阿蘭消失在她的視線之外，想不到下一次見到阿蘭時，場面卻令她觸目驚心。
阿蘭的開心只維持了短短幾分鐘，當在燒臘店見到「叉燒佬」時，她就猶如在天堂墮入地獄深淵之中。
「我也不知道他們發生甚麼事，」目擊者阿文對彭永賢說：「蘭姐到來時還笑着向我打招呼，豈料與『叉燒佬』說了幾句話後，兩人就吵起來。」
「他們說了些甚麼？」彭永賢問。
（阿蘭：老公，我來了！）
（「叉燒佬」：錢帶來了沒有！）
（阿蘭：老公，你放心好了，我已籌到那三萬元，我到銀行給你拿回來。）
（「叉燒佬」：死蠢！為何不先到銀行拿錢才來，浪費時間！）
（阿蘭：老公，不要嬲，那筆錢要三時半後才可以提出來。老公，我們何時去迪士尼？）
（「叉燒佬」：去甚麼迪士尼？）
（阿蘭：老公，你在家中放下兩張門券，你忘了嗎？）
（「叉燒佬」：門券？是了！難怪我四處找也找不到，原來是你取了，快些交回給我！）
（阿蘭：甚麼？你在說甚麼，你在信封上寫着：給最心愛的人，那不是給我的嗎？）
（「叉燒佬」：你無鏡也泡尿照照，我最心愛的人是阿蓮，那兩張門券是給她的！）
「蘭姐狠狠地摑了『叉燒佬』一記耳光後，『叉燒佬』就追打蘭姐，兩人追打了幾百米後停下，由於距離太遠，我聽不到他們在說甚麼，只見兩人一起向火車站行去。」阿文說。
下午三時十分，阿蘭進入上水中心一間家品店買了一柄二十厘米長生果刀，之後回到附近一個公園與「叉燒佬」會合。
「那名女子與那名男子一起來到公園，其後女子離開，男的仍在公園等候，後來那名女子回來，那名男子問：錢呢？那名女子說：有錢也不會給你包二奶！」在上水新運路花園目擊血案發生的林伯說：「那名男子舉起手想打那名女子，這時，那名女子從手持的一個膠袋內取出一把刀，說：你死了我也不會獨生！」
阿蘭向「叉燒佬」右頸揮了一刀，鮮血從「叉燒佬」己被割斷的大動脈如泉噴出，他走了幾步後不支倒地。
阿蘭回首看了看倒在血泊中的丈夫一眼，將染血的刀掉在一張木上，轉身離去。
被眼前景象嚇得目瞪口呆的林伯大聲呼救，驚動附近街坊報警，警員接報到場，由救護員為「叉燒佬」急救，他當時仍清醒，對警員說：「我被人割頸。」
在送院途中，一名女子從內地致電「叉燒佬」的手機，陪同護送的警員接聽電話，那名女子對警員說她是阿蓮，警員問她與「叉燒佬」有何關係時，她說是「叉燒佬」的太太，警員說「叉燒佬」受傷正送往醫院，那名女子聽後立刻收線。
警員按來電顯示打回給那名女子，但電話無人接聽。
「叉燒佬」送到北區醫院，經搶救後仍未渡過危險期，送入深切治療病房留醫。
案發十六分鐘後，保安員小紅接到街坊報告有人跳樓，前往察看時，發現頭顱爆裂慘死倒斃地上的是好朋友阿蘭，大驚之下癱瘓地上。
警方接報到場，在阿蘭遺下的手袋撿獲一封分兩段時間寫下的遺書，內容一部份指摘丈夫包二奶，另一部份則痛斥丈夫借錢不還令她尚有五萬元債務未還，遺書中更羅列一份親友及財務公司等債主的名單，她的屍體稍後由仵工舁送殮房。
探員在粉嶺嘉福福安樓十五樓走廊欄杆發現一個鞋印，推測阿蘭在此跳樓死亡。
案件由大埔警區重案組第三隊接手跟進，列作企圖謀殺和自殺案，重案支援組派出黃國安總督察協助調查。
晚上十時，阿蓮從電視新聞得知「叉燒佬」身受重傷，阿蘭亦已跳樓身亡後，抱着歲半大兒子由深圳趕往北區醫院，向護士說自己是「叉燒佬」的第二個老婆，要求探視「叉燒佬」，由於她並非「叉燒佬」的直系親屬，因而被拒諸門外。
阿蓮通宵留在深切治療部病房外，至早上八時，她到便利店購買一份報章，細閱「叉燒佬」遇襲的報道。
阿蓮返回深切治療部再次要求進入病房探訪，護士以醫生正在巡房，以及並非探病時間，打發她離開。
中午，阿蓮再到醫院，但仍被拒探望「叉燒佬」，她一直逗留至五時五十分，再度按鐘問護士何時可以入病房，一名探員在病房內出來，將她帶到後樓梯說了幾句話後，阿蓮獨自落樓搭乘的士離開。
翌日，黃國安為阿蓮錄取口供，阿蓮自稱是「叉燒佬」的太太。
「在年多前，丈夫帶我和兒子到嘉福邨與那個女人（阿蘭）見面，她知道我兩母子的身份後，還封二百元是給我的兒子做奶粉錢，她也同意我們二女共事一夫。」阿蓮說：「他（「叉燒佬」）每月給我二、三千元家用，兒子的生活費亦由他負責。」
阿蓮說，「叉燒佬」不定時北上深圳探望她和兒子，她深信阿蘭與「叉燒佬」已取得共識，自己隨時都可以「入宮」。
十一月二十四日，「叉燒佬」渡過危險期，送回普通病房留醫，他在病房內不斷打電話給阿蓮，細聲說大聲笑旁若無人。
翌日，「叉燒佬」在錄取口供時，才從探員口中知道妻子已死，知道這個消息後，「叉燒佬」不理醫生反對，堅持簽字出院。
出院後，「叉燒佬」沒有返回嘉福邨住所，夤夜過關欲與二奶阿蓮相會，但在過關時發現證件不齊全，無法過關，她又不願返回嘉福住所，折返北區醫院留宿一宵，翌晨致電友人代回家取證件。
取得證件後，「叉燒佬」乘的士到上水火車站，轉乘火車到深圳，直奔二奶阿蓮家中。
十一月二十八日，粉嶺嘉福坊眾籌款為阿蘭做法事，由道士誦經超度亡魂，阿蘭的三名子女一身素服拜祭亡母，神情哀傷，百多名居民到場上香拜祭，盼死者安息。
法事由下午四時開始，以道教儀式進行，歷時五句鐘，至晚上九時結束。
十一名道士在嘉福福樂樓對開空地，擺設祭壇及神位，放滿香燭冥鏹，備以水果及紙紮雞作祭品，道士繞一周念經超度亡魂，但「叉燒佬」一直未有露面。
區議員岑永根表示，街坊合力籌得三萬多元，扣除萬多元法事費用，餘下善款將捐給死者家屬作殮葬費。
「是次法事除超度死者外，亦順帶超度內亡魂，藉此希望內居民日後生活心安理得，家家戶戶得以安居樂業。」岑永根說。
後記
兩腳禽獸
黃國安總督察在七年前（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日）曾參與調查「天平邨絕情冷血人辦陳健康」一案，相對陳健康，這案更令人齒冷。
「叉燒佬」姓文，自稱上水新田原居民，是文天祥的後人。（根據文氏族譜記載，新田由宋代愛國大將文天祥的弟弟建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如果「叉燒佬」是文天祥的後人，他自然讀過文天祥的作品《過零丁洋》，當讀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兩句時，是否有「有過不能改，知賢不肯親，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的感覺呢？
附錄
北上誘惑
香港家庭及事業發展服務訓練總監司徒漢明稱，隨着國內開放，中港兩邊走，甚至長期在內地工作和生活的港人大增，加上內地不少女子欲尋求經濟上的援助，男性受誘惑的機會亦增加，定力稍弱的港男容易與內地女子一拍即合，展開包二奶的生活。
司徒漢明指出，妻子知悉丈夫包二奶，應從速尋求解決方法，不能單方面容忍或逃避，了解是哪方面出了問題，拖下去只會令壓力加大，將來爆炸力更大，隨時釀成悲劇。如無法獨自解決，便需要及早求助社工及家庭輔導員。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任譚少薇，於二○○五年九月四日在清華社會學系，一個題為「華南跨境包二奶現象的社會性別分析」的講座上說，由於香港經濟轉型，部分難以找到合適工作的男性往深圳工作，心理上處於浮動狀態，內地人口流動為深圳帶來了大量年輕女性，她們對自己的未來也充滿迷茫，當這兩群不穩定的人在深圳相遇，極易產生婚外情。
「香港實行一夫一妻制只有三十多年，還不到一代的時間。」譚少薇說：「三、四十歲的香港男人很多是在一夫多妻的家庭長大，他們覺得一夫多妻制不構成文化和道德上的問題，現時仍有不少婆婆因為媳婦未能添丁，鼓勵兒子包二奶。」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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